
1949年5月,上海战役打响。这场战役对于解放全中国至关重要,指挥员陈毅在战斗正式开始前,特意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他在会议中特别强调,解放上海不仅仅是军事任务,更像是在瓷器店中打老鼠,既要解决敌人,又不能让这座繁华的城市在炮火中毁掉。上海,这个中国的经济心脏,必须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解放。
作为解放上海的主力军,27军的军长聂凤智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。接到指令后,他立即返回军部,与指挥官和参谋一起详细策划作战方案。事实上,聂凤智的内心压力巨大。所有人都明白解放上海必须坚守“瓷器店里打老鼠”的原则,但无论如何,战场上的炮火是无法控制的,而这一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。在细致的筹划中,聂凤智亲自过问每个细节,力求精确,确保每一步都尽量避免对上海的破坏。
战役一开始,进攻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。部队迅速突破了外围防线,并开始向市区进发。当进攻进入市区后,聂凤智严令禁止使用任何重型火器,包括炸药包和大炮等。尽管初期进展顺利,敌人似乎没有过多反抗,然而,当部队推进至苏州河时,问题开始暴露出来。
展开剩余78%苏州河的对岸是上海的市区,高楼大厦林立。敌军就在这些建筑里部署了密集的火力网,而我方进攻的一侧则是无遮蔽的开阔地,且不能使用重火器。结果,尽管我军士兵英勇奋战,但却只能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,伤亡惨重,突破陷入了僵局。聂凤智亲自前往前线督战,几位年长的老兵忍不住向他提出疑问:“军长,为什么不使用迫击炮?我们只用轻武器,打在敌人身上,像蚊子叮了一下,根本无用。”
聂凤智沉默片刻,摇了摇头,郑重地回答:“如果我们使用重火器,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会被摧毁,这样一来,根本无法实现司令部要求保存大上海的目标。”
然而,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战士们的不满。几位老兵气愤地质问道:“军长,我们问的是,弟兄们的命重要,还是这些破楼重要?”聂凤智知道战士们的情绪激动,但他深知,冲动解决不了问题。他蹲下身来,尽量让自己平静,语重心长地说:“同志们,我理解你们的心情,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战略的决策,不是个人情绪的发泄。野司有野司的考虑,这一刻,我们不能任性。现在,我下令停止进攻,暂时撤回,另寻对策。”
战斗暂时停了下来,聂凤智迅速召集参谋和相关人员开会讨论应对方案。他知道,若按照目前的进攻方式,随着进入市区,遇到的高楼将会更多,伤亡也会更加惨重。经过一番讨论,最终大家一致同意,放弃强攻,转而采用瓦解敌军的内部策略。
很快,聂凤智指派了专员与上海守军的51军军长刘昌义接洽。刘昌义早就看出,解放上海是大势所趋,敌人的抵抗已经变得无力,他自己也早有投降的念头。但刘昌义一直担心的是,自己起义后的去向以及51军的改编问题,迟迟没有下定决心。毕竟,他们与解放军曾交战,造成了不小的伤亡,解放军是否会宽容他们仍然是个未知数。
终于,机会来了。刘昌义很快与27军的人员达成了初步协议,但他仍然心存疑虑,担心协议落实后会出现问题。因此,他坚持提出要见陈毅,确认最终的指令后再签字。这时,前来谈判的代表告诉他,无法安排与陈毅见面,但可以先与聂凤智军长会谈。刘昌义与聂凤智见面后,提出了自己的要求,再次强调,如果不能见到陈毅或获得手令,他不会宣布起义。
两军对峙的僵局无法持续下去,毕竟,上海的百姓也渴望和平与安定。然而,刘昌义仍然死守着自己的理由不肯签字,局面陷入了僵持。就在此时,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,刘昌义竟然宣布和平起义,并表示接受解放军的改编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原来,刘昌义终于收到了陈毅的手令。手令明确写道,解放军欢迎刘昌义率领51军起义,并表示会妥善安置他和他的部队。看到手令上的大印和陈毅的亲笔,刘昌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,毫不犹豫地宣布起义,算是为解放大上海立下了大功。
然而,刚吃完早饭的聂凤智突然接到了陈毅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陈毅气愤地大骂道:“聂凤智,你胆大包天,竟然敢伪造我的手令,私刻我的印章!你这是想让我承担什么后果?”聂凤智倒是毫不慌张,平静地回应:“司令,您当时说过见机行事。上海急需解放,大家都等不及了,没办法,必须先伪造手令来进行谈判,这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”
听完,陈毅哈哈一笑,开玩笑地说:“你这办法不错,值得表扬。不过,和刘昌义签订的协议必须落实,不得食言,否则以后瓦解敌军的工作将更加困难。”聂凤智立刻答应:“是,司令,我们绝对不折不扣地执行。”说完,他挂掉了电话。而关于聂凤智私刻陈毅印章的事,也很快在军中传开,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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